入眼就是一个浅黄色的牛皮纸文件袋，鼓鼓囊囊。
他拿起，打开封口线，再次确认里面的内容。
几份不同颜色，质地的塑料片和染料样本，用透明小塑料袋分装，贴好了标签。
几张写着详细技术参数和要求的信纸。
还有一份加盖了陈氏厂公章，用中英文简单打印的业务介绍函，落款是“陈氏塑料花厂业务代表陈时”。
他将文件袋小心地放入双肩背包的主隔层。
然后，他拿起旁边那个深棕色的硬皮小本子——《港澳同胞回乡证》。
里面盖着几年前一次随父亲短暂回乡探亲的出入境印章。
幸好有这个，不然还没办法去深圳。
他将回乡证小心地放进衬衫内侧特意缝制的暗袋里，贴着胸口放好。
这是可是他在内地合法身份的凭证，比钱还重要。
接下来是钱。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旧报纸包好的小包裹，打开。
里面是码放整齐的现金，分成了好几摞。
最大的一摞是外汇券，各种面额都有，总共约三万五千元。
这是昨天在银行用港币按官方牌价兑换的，虽然比黑市价亏，但安全。
在深圳，在那些有门路的生意人中间，它比港币更受欢迎。
他将其用橡皮筋扎好，外面又包了一层油纸防潮，然后塞进行李箱底部一个夹层里，用衣服盖住。
另一小摞是港币现金，约一万五千元，主要是五百元和一千元面额。
以备不时之需。
他将这些港币分成更小的几份，分别用信封装好。
一份薄薄的塞进文件袋的夹层，一份塞进一卷袜子里放回行李箱，最多的那份，放进了背包带拉链的内袋。
另外还有香烟，他拿起桌上那三条用透明玻璃纸包着的“万宝路”。
这不是他抽的，是特意去买的“硬通货”。
在这时的深圳，这种进口香烟是极受欢迎的“润滑剂”和“敲门砖”，比直接塞钱有时更管用。
他拆开一条，取出几包散烟，分别放进西装外套内袋和背包侧面的小兜。
保证随手能拿到，方便“派”。
剩下的两条完整的，则用一件旧t恤裹了裹，塞进行李箱的边角。
背包里还放了一个军绿色的铝制水壶，一小包妈硬塞进来的饼干和煮鸡蛋，一把轻便的折叠伞，还有一支钢笔和那个小记事本。
行李箱里则最后放入洗漱用品和一条备用毛巾。
在他将最后一件物品，用来防身的瑞士军刀塞进背包前侧小袋后
他合上了行李箱，扣好搭扣，拉上了背包的所有拉链。
“咔嗒。”。
他背好双肩包，提起行李箱的拉杆，在手里试了试。
分量不轻，但尚在可承受范围。
他站在原地，最后环顾了一眼这个熟悉的房间。
然后，他转过身，拉开房门，走了出去。
客厅里，周蕙莲已经起来了，正在厨房张罗早餐，看到他拉着行李箱，背着背包出来，眼圈立刻就有些发红。
陈国栋也坐在餐桌旁，沉默地看着他。
妹妹陈婉婷揉着惺忪的睡眼从房里出来。
“阿时，吃了早饭再走吧……”周蕙莲的声音带着哽咽。
“妈，我在车上吃。”陈时声音平稳，将行李箱靠墙放好，卸下背包放在上面。
母亲的叮咛，父亲的拍肩，妹妹的“早点回来”，他都一一应下。
他重新背起背包，拉起行李箱的拉杆，最后对家人点了点头，转身拉开了家门。
门外，是阴沉的天空和略显清冷的街道。
他迈步走了出去，反手带上了门。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背挺直了些，稳住行李箱的拉杆，汇入了刚刚苏醒的城市街巷。
……
红磡火车站。
公交车在嘈杂的站台停下，陈时拉着行李箱，背着双肩包，随着人流下了车。
抬眼望去，红磡火车站那栋带有殖民地时期风格的米黄色建筑矗立在天空下。
高耸的钟楼指针指向上午八点一刻，钟声恰好响起。
陈时定了定神，没有立刻朝车站正门走去。
他拉着行李箱，走到马路对面一处相对开阔的人行道上，停下脚步。
行李箱的滚轮停止转动，他微微侧身，目光投向车站的方向。
这不是他第一次来红磡站，但以“北上谋生”的身份站在这里，感受是截然不同。
视线所及，车站广场和入口处是一片汹涌的潮水。
人，到处都是人。
最多的是那些被称作“港客”的回乡者。
男人大多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或夹克，女人则多是颜色鲜艳但式样过时的外套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拖着，背着，扛着巨大的行李。
有用麻绳捆扎得方方正正的纸箱，
有鼓鼓囊囊印着“南洋百货”字样的红白蓝胶袋。
还有塞得拉链都合不拢的旧旅行袋。
行李里面应该装着电视机、收音机、收录机、花花绿绿的布料、“力士”香皂、“555”电池，腊肠、饼干、奶粉……
这些在香港已属平常甚至廉价的东西。
但对于此时的内地是很好的赠礼。
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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